從台北總教區約略一百個對外的天主教本堂，較有朝氣活力的本堂，絕大多數也都是透過普選的方式產生傳協會，即便是總教區的傳協會也是透過各鐸區傳協會理事(十個鐸區每個總鐸區二席理事)、五位總主教提名理事及十五個善會團體負責人，共約四十位台北總教區理事，彼此的推舉互選產生教區的傳協會主席及三位副主席。這意謂著主教與神長們對平信徒信仰成熟度的信任，及實質上教友必須主動擔任積極牧靈與福傳角色的肯定。

        記得當年(民國63年4月)我家從新店溪的另一頭安康(以前叫安坑)搬到大坪林，那年我才十四歲不到的初二生，同時也非教友。只記得週圍都是稻田，現在共融廣場門口的中興路三段，是個具有司令台的籃球場。我也常在假日去那裡打籃球，有一次不小心把球玩到了德華女子公寓(現址是捷和創世紀大樓)的二樓，還被教會的工友大罵一頓，當時的副本堂(前一任聖言會會長)柯博識神父笑笑地幫我與弟弟拿了個長梯，好讓我們爬梯上二樓屋簷拿球。而當時對於那個黑暗的(因為不常開燈)大房子(後來知道是大教堂)，一個石面大桌上(祭台)唯一點亮的彩色燈(聖體龕燈)充滿了好奇與神秘感。

        我軍校畢業後任職的第一個單位，讓我認識了一位預備軍官，這位好友讓我從南投縣仁愛鄉布農族的部落(過坑—中正村、武界—法治村、曲冰—萬豐村)開始了我的慕道之旅，經由朋友的介紹，我先後跟兩位耶稣會西班牙籍的鮑銳敏及法國籍的高照民神父，學習天主教道理。民國71年的12月24日我在聖家堂，經由當時該堂主任李哲修神父領受洗禮及堅振聖事，由於當時認識的聖人不多高神父要我自己想一個聖名，我就想到耶稣的先驅者「曠野的呼聲」—洗者若翰，我也一直願這位聖人保守我的信仰。算起來今年剛好是我領洗銀慶(哈，25年囉)。同時我的神師高照民神父也因我住在新店市大坪林，就直接將我的資料轉給了當年聖三堂的本堂主任楊世豪神父。那段期間由於我工作時段的不穩定，只聽家父、母說有位楊神父與聖母軍(後來知道是沈媽媽—沈曹娥姐妹)來家拜訪，我覺得讓長輩拜訪三次撲了個空覺得很過意不去，因此就主動在民國72年3月19日向楊世豪神父報到，剛好當天是青年會的週末四旬期避靜，我也就很自然地加入青年會。

        民國93年11月29日44歲的我自軍中退伍，離開了我奉獻青春的領域。而就在這一天家父被檢查出胃癌轉移復發，也因退伍讓我有機會陪著父親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，雖然我根本沒有完整的道理講授訓練，病榻中的父親也只能由我自己來宣講天主的愛，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向人福傳。他老人家終於在94年2月28日由許達士神父付洗與堅振聖事，聖名保祿。因為家父是軍人，年少時在家鄉福州也有接觸神父的經驗，而也跟我提及他有一位軍中好友，曾帶他去過新店市北宜路一段的聖十字堂(現已拆除)。後來我因在傳協會服務的機會，因而認識了中華聖母堂的傳協會主席劉勝東弟兄，他的父親劉寶岩將軍原來就是帶父親去聖十字堂的那位好友同事。可見帶親朋好友認識天主是多麼美妙的事，「一領一福傳」不是今天才說才做的事。

基於父親軍人一絲不茍的個性，但正義的處事中卻有一顆溫柔敦厚的心，他要我發訃聞時不要給他的同事好友們，因為他們都年事已高。「這場好仗，我已打；這場賽跑，我已跑到終點；這信仰，我已保持了；從今以後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。」（弟後四：7-8）聖保祿宗徒用這輕描淡寫的幾筆來講述自己的生命。父親雖然82歲高齡才領洗，但他很早便認識天主，我也深信他早就一直承行天主的旨意，所以為他而言聖保祿為主保聖人，應該是適合的。

記得在兩千禧年普選聖三堂第一屆傳協會時，我們堂為了保有這個具有歷史指標意義的大教堂建築，曾發動教友們募款近三百餘萬元整修。此外我們教友陸續對九二一地震及慈善捐款也超過百萬元。我曾在本堂堂訊寫了一篇「教會有形的硬體建設易；無形的軟體—人心建設難」，我們如果要期許是一個「聖」堂而不是「名」堂，勢必要有更多的基督徒信仰見證的生活與生命力。本堂主任楊應望神父在十一月份堂訊，曾撰文說到很高興我們第一個家庭讀經班成立。我知道我們教友間也有一些團體存在，但我們要讓這些團體以耶稣基督之名而存在。讀經唱聖詠都是以聖經為本，讓天主的話澆灌我們的心，成為基督信仰的活泉，何況我們還是聖言會的教堂啊！前任本堂許達士神父到美國芝加哥就是基於此要讀聖經碩士。

明年第四屆傳協會即將服務期滿，您願意勇敢地接受天主的召喚跟隨祂嗎？我們需要在本堂建立許多基督信仰的小團體，這些團體使我們不會偏離耶稣的道路。同時我們雖然有傳協會組織章程，亦有兩千禧年前幾位傳協會主席蘇拯靈弟兄、沈旭步弟兄、程振懷弟兄及普選傳協會共四屆的傳承基礎。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祈禱中與天主聖三合作，同心合意地為建設我們的「聖」堂為一個基督徒福傳團體而努力。